教育部回應2012高考民間方案 稱正在調研尚無時間表

　　只有實行全國統(tǒng)一高考，才能消除本地人擔心的“高考移民”，才能使教育主管部門在公共政策的選擇上有可行性

　　2011年10月29日下午，部分非京籍隨遷子女家長共同起草的《隨遷子女輸入地高考方案》公布。方案建議，應“取消高考戶籍限制”，依據學籍和父母經常居住地等標準來認定高考報名資格。這被視為“異地高考”的民間方案。

　　在此5天前，包括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等高校專家在內的15位公民，聯(lián)名向總理上書，提請國務院審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guī)定》，呼吁取消有關“學生在戶籍所在地報名參加高考和招生”的規(guī)定。

　　這兩起事件無疑將近年來廣受關注的隨遷子女高考問題，再次推向了輿論的高潮。有論者樂觀期望，“學者上書”和“民間方案”或能倒逼高考制度甚至是戶籍制度的變革。但教育部對此的回應則是正在調研，尚無時間表。

　　2億流動人口的權利

　　“關注教育公平”志愿者桃源(網名)已經接受了讓孩子回老家復讀高考的現實，但她依然出現在《隨遷子女輸入地高考方案》的發(fā)布會現場，她希望能和其他家長一同繼續(xù)推動“取消高考戶籍限制”。“不希望像我們家這樣的悲劇繼續(xù)發(fā)生。”她說。

　　1996年，桃源夫婦倆從山東來北京發(fā)展，不久便購置了房產和汽車。隨后，兩人的事業(yè)也都穩(wěn)定在了北京。1999年，桃源的孩子也跟隨來到北京就讀小學，從小學一直念到高三第一學期，直到今年3月，回到老家中學就讀準備高考。

　　由于北京和山東的教材不一致，這位在北京讀書時還是班上前十名的孩子，在2011年的山東省高考中成績并不理想，只達到當地三本錄取分數線。而孩子昔日的北京同學們，卻紛紛拿到了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為了讓孩子考回北京，桃源夫婦決定讓孩子在山東老家復讀一年。但一直在父母身邊長大的孩子在那個極少回去的老家，始終找不到家的感覺。這種巨大的落差也讓孩子的心理產生了變化，“孩子就不停地吃，買東西，現在胖得……”桃源話未完已止不住眼淚。

　　桃源的丈夫則為了孩子，已經辭職回老家陪讀。“這是我們把孩子留在身邊必須要付出的代價之一。”桃源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北京，像桃源孩子這樣的隨遷子女已有40多萬。而放眼全國，這個數據則更為龐大數據顯示，2010年，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小學和初中就學的人數已達997.1萬。在中國的農村，尚有未能隨遷的留守兒童約5800萬。

　　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現有2.2億人離開戶籍地遷居異地工作和生活。這些人以中青年居多，如果結婚生子，他們的孩子即“流二代”要么被留守在戶籍地，要么隨遷，但隨遷最終還是需要面臨在讀初三時是否回戶籍所在地的抉擇。

　　這多少是個令人糾結的難題。孩子不回家讀初三參加中考，將不能在戶籍所在地獲得學籍，也就不能參加四年后的高考；如果選擇回去，就必須承受至少四年的骨肉分離生活，留守兒童問題凸顯；如若舉家回遷，工作難找，全家生活又成問題。

　　任何一種選擇都將付出沉重的代價。丁香花(網名)1992年大學畢業(yè)后留在北京工作但一直未能獲得北京戶口，如今孩子選擇了在北京讀高中，因為沒有戶籍地山西的學籍，三年后孩子只能以社會人士的身份回山西參加高考，但“社會人士高考錄取有諸多限制。”丁對孩子的前途憂心忡忡。

　　中產維權撕開口子

　　在2.2億流動人口中，以農民工居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珠三角等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這些進城的流動人口盡管被稱為“新市民”，盡管在當地納稅，卻始終未能與當地人享受“同城待遇”。

　　比起很多流動人口，桃源還算是比較幸運的。作為擁有“北京居住證”即所謂“北京綠卡”的外地人，桃源的孩子在北京讀書時免除了一筆不菲的贊助費和借讀費。但也正是這張“綠卡”給他們帶來希望，而在孩子初三時未能及時抉擇。

　　根據北京市引進人才的相關規(guī)定，擁有北京居住證的外地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內轉為北京戶口，而在轉為北京戶口前，享受與北京戶籍一樣的同城待遇。但很快，這種“期限”被無限期地延長。爭取隨遷子女高考權利的志愿者，首先就來自這些“綠卡族”家長。

　　北京的“綠卡族”家長大概在2005年左右開始進行維權，當時網絡不如現今發(fā)達，家長多為“單兵作戰(zhàn)”，為各自孩子的小升初、高考等受教育權利不斷地訴訟、上訪等。但結果都以失敗告終，在維權的同時，孩子要么被送出國留學，要么回戶籍地高考。

　　這兩年，這個隊伍不斷壯大，他們自稱“關注教育公平志愿者”，他們甚至已經擁有一個網站(www.jiaoyugongping.com)作為維權的平臺。在十幾個家長志愿者QQ群中，家長們相互鼓勵，任何有關異地高考、戶籍的話題都能引起一陣討論。

　　而他們的例行工作，則是街頭或網上簽名和每個月最后一個周四去當地教育部門和國家教育部遞交呼吁書。截至目前，這些志愿者已經征集到簽名達51000人次，已連續(xù)16次向教育部遞交呼吁書和建議書。

　　從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的志愿者家長來看，這些家長多為有房有車的中產階層。在流動人口中，那些富賈們直接將孩子送去了國外。而收入不高的農民工，則被迫將孩子留守在戶籍地。只有這些中間階層的流動人口最為尷尬，也因此最有維權的動力。

　　隨中國房地產市場而興起的中產維權意識，在隨遷子女高考權利的爭取中得到了驗證。這些隨遷子女家長的利益訴求，也從最初的只為自家孩子權利擴展到流動人口群體的權利，甚至開始關注中國教育公平的問題。

　　志愿者的努力并非沒有成果。北京小升初取消戶籍限制就是例證。2010年5月份，北京市政府廢除了1986年制定的《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隨后北京各區(qū)陸續(xù)表態(tài)把非京籍學生也納入電腦派位范圍，外地子女就此進入北京公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

　　盡管不敢斷定這就是志愿者推動的結果，但多多少少和這些家長的鼓與呼有關。就此，中國政法大學(招生辦)法學教育研究與評估中心副主任梁文永稱：“希望這個(教育)黑幕要有一個口子，這個口子需要有人撕開，不管撕的對還是不對。”

　　孩子們等不起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副研究員曲相霏是上書的15位公民之一。據她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她與北京大學張千帆教授等人有一個相關的課題研究小組，對異地高考等問題調研了兩年時間，上書便是研究的工作之一。

　　她承認這次上書社會反響很大，但阻力依舊很大。她稱，一個十幾年未能聯(lián)系的同學在看見他們的上書之后曾電話告訴她，北京市教委有關負責人的私人答復是“不大可能放開，不僅不大可能放開，可能會越來越緊。”這讓曲相霏感覺不可思議。

　　《中國新聞周刊》接觸的多位專家也表示，對于取消高考戶籍限制的要求在教育部是可行的，但壓力更多的來自地方政府。教育部的一位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年底教育部或將出臺新的方案，學籍取代戶籍將成為未來報考的重要依據。

　　但他也說，來自地方的壓力太大，教育部也是有苦難言。一致的擔憂在于，在現有的分省高考和錄取體制下，存在“高考洼地”，一旦放開高考戶籍限制之后，可能會造成大量的人員流入北上廣等大城市，產生大量的“高考移民”。

　　為此，民間方案建議，“隨父母在經常居住地上學，至高中畢業(yè)3年以上連續(xù)學籍的，高中畢業(yè)即可在經常居住地參加高考和錄取；北京、上海兩地，隨父母在經常居住地上學，至高中畢業(yè)有連續(xù)4年以上學籍的，高中畢業(yè)即可在經常居住地參加高考和錄取。”

　　這個過渡期的方案，被批評為是在用新的不公平代替舊的不公平。“我們現在拿出的這個方案并不是最公平，最完美的方案，按照我們的課題研究，我們最后要得到的是統(tǒng)一高考公平錄取，絕對地讓高考與戶籍脫鉤。”曲相霏說。

　　隨遷子女家長的行動和15位專家學者的呼吁，也讓部分北京、上海等本地戶籍人士產生了擔心。在微博上，有關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論戰(zhàn)開始出現。部分北京、上海戶籍人口認為，放開之后，外地人將搶占他們的子女的教育資源。

　　北京、上海是“高考洼地”，擔憂很正常。但另一個流動人口大省廣東并非“高考洼地”，其“取消高考戶籍限制”改革同樣難以推進。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熊文釗稱，最終要依賴于實行全國統(tǒng)一高考，才能消除本地人擔心的“高考移民”。也只有實行全國統(tǒng)一高考，才能使教育主管部門在公共政策的選擇上有可行性。

　　教育部一再回應，正在調研相關問題，但沒有時間表。桃源傷感地說：“孩子們已經等不起了。”根據2007年全國婦聯(lián)的調研報告，留守兒童57%以上存在心理健康問題。